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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控股权!天津市60个国企项目开门“招亲”国

  天津混改有三条底线:第一是国有资产不流失,第二是职工妥善安置,第三是新企业扎根天津发展。

  截至到2020年3月5日,他一直在为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津中环)、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津百利)的地方国企混改项目而奔走。从资产梳理、评估和审计,无一不需要他和团队成员的操心。

  曾担任天津市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处长的他,如今的身份,是天津津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智资本)的董事、副总经理。对于天津中环、天津百利的混改项目,吴彬用“日夜兼程”来形容推动的过程。

  为天津地方国企混改持续推介的,不止于吴彬。2020年3月初,天津市公布了60户精品国企混改项目,内容涉及金融服务、医药、装备制造、建筑、商贸、能源等多个领域。

  在招商比例上,半数以上的招商项目,拟引进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超过51%,甚至包括百分之百比例的产权转让。

  3月4日晚间,一名曾参与天津地方国企混改方案讨论的人士表示,从具体项目上看,选择大比例出让的企业,除去天津中环、天津百利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也包括亏损企业。这与天津当地经济发展现状有一定关联。

  3月4日下午,一名参与当地国企改革的人士对此表示否认,该人士说:“全程公开,有第三方审议,不会国资流失。”

  按照天津市的要求,天津混改有三条底线:第一是国有资产不流失,第二是职工妥善安置,第三是新企业扎根天津发展。

  3月5日上午,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上述改革的判断是,从国内情况来看,目前地方国企改革力度最大的城市是天津,不再做任何国有股比例限制,这是完全的市场化操作,思路做法在国内来说,是目前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别的城市还没做到。

  对于天津来说,选择完全放开的改革路径,预示着国企改革已到关键节点,这与天津地方国企的大面积亏损有关,也与当地经济面临的挑战相关。

  天津市的地方国企混改,已然引起顶层关注。经济观察报记者独家获悉,一项专门针对地方国企,包括天津在内的混改调研,有望在疫情结束后启动。不过截至发稿,该消息尚未得到国务院国资委官方回复确认。

  3月5日,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推介工作不是今年才开始,2018年就开始准备,2019年9月正式启动这项工作,每年国资委组织推介会,集团都有按要求去操作。”

  天津市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显示,此次天津市最新推出的60户精品国企混改项目中,依旧包括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引进投资者的方式是增转结合,拟引进投资者持股比例是30%。

  上述人士透露,30%的比例并不是绝对的,这些都可以再谈,不排除比例可以提得更高。目前最新进展是,还在广泛洽谈过程中,包括企业、平台公司一直在推进,企业希望能有合作方来继续沟通,具体事情还需要具体协商。

  该人士补充道:“对于资本类型,打开思路,没有限制,如果和我们业务相关更好,配合度和熟悉度更高,那就更好。”

  与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类似,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也不是2020年首次参与天津地方组织的混改推介,该集团此次旗下挂出的7个项目,多个项目拟引进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51%,甚至包括100%的产权出让项目,三亚天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招商项目便是一例。

  3月5日,该集团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透露,以全部转让产权的项目为例,从集团的角度考虑,可以把资产换成现金,一定程度出于战略方面资产重整的考虑,毕竟流动性资金能够投入再生产。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战略调整后,能减轻集团的副业负担,下一步向主业更多倾斜。

  除了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亦从2018年便开始推进混改项目,拟采取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相互结合的方式。

  打开思路,没有限制,非禁即可入。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时间倒退回2016年底,吴彬回忆道,当时是天津市国资委决定正式推动地方国企混改的发端,从那一年起,天津市国资委开始做顶层设计,大规模推动混改,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天津市国资委官方数据统计显示,在2019年,曾有7家一级市管企业完成混改,该市完成混改的一级市管企业达到13家,带动二级及以下混改企业480余户。

  吴彬表示,在天津当地,国有经济一度占比超过了“半壁江山”,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占比过重,并不利于民营经济释放活力。基于此,做出调整,让民营经济共同分享改革成果,参与到混改当中来,尤其是竞争类行业,更要向社会资本敞开大门。

  截至目前,从2016年底启动的这项地方国企混改,已经落地的项目占比有多少?

  上述曾参与天津地方国企混改方案讨论的人士表示,已经落地的混改项目占比三分之一是有的。

  吴彬则表示,从2016年底到现在,已经落地的混改项目占比50%总是有的。

  在天津飞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推介信息上,便显示拟引进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是100%。

  上述曾参与天津地方国企混改方案讨论的人士表示,这家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老牌企业,目前存在连续亏损情况,不过亏损额并不是特别高,品牌商誉仍在,只不过由于市场机制不灵活,无法敏锐对当前市场环境做出反应。

  十多年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曾亲赴包括飞鸽在内的多家天津国有企业,做过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调研。3月4日,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类似飞鸽这类企业所处的都是竞争性行业,可以通过混改激发竞争活力,帮助其形成更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不止是飞鸽,早在天津市首批地方国企混改项目推动时,已有百分之百产权出让的案例落地。

  吴彬是上述混改案例的亲历者之一。他以天津水产集团为例:“水产集团本身行业体量比较小,所以当初国资系统决定百分之百出让。还有天津一商集团,属于传统商业企业,受新商业影响很大,应该充分放飞市场,后来讨论决定,一商也百分之百出让。”

  一名国资人士从政策角度分析,按照2015年8月对外公开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以下简称22号文)中的要求,是“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并没有对充分竞争类的行业企业,设立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比限制,也就是说,可以控股,可以参股。

  该国资人士以天津市地方国企改革为例,这些企业到底涉不涉及流失,首先要看其是否处于充分竞争类行业中,如果是,再根据实际需要来定股比。其次,流失更多涉及混改过程中的操作时的合规性问题,如果在进场交易、价格交易等环节都符合规定,便不能认定为流失。

  在操作环节上,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人士解释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操作都通过公开市场来做,不会存在流失的情况,你可以去天津产权交易所等去查,所有环节收拾按照国资管理规定来操作。现在这个阶段,对于涉及国资流失层面的问题,大家都很谨慎。”

  排除国资流失的隐忧之后,吴彬表示,大比例出让的另一层考量,是给战略投资者更多的话语权。

  吴彬说:“一般来说,民营资本也好,其他类型的战略投资者也好,如果能给其话语权,让其对公司有实际控制权,才能增加外来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吴彬介绍道,这样操作,是希望通过盘活存量,吸引外来的增量,绝对控股意味着企业能够跟着投资者的战略发展方向去发展,相当于把天津经济的整体蛋糕做大。

  曾深入研究过天津国企改革的刘刚,认为天津错失过一次良机。他说:“实际上,2000年到2005年是很好的国有企业改革窗口期,我当时是亲历者,那时候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关键节点,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扩张,同时当时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仍然具有技术优势,这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了条件。不过经过郎顾之争等讨论后,对国有资产流失方面的过度担心,天津当地的国企改革放缓了步伐。”

  同样为上一轮国企改革亲历者,曾担任国家经贸委脱困办副主任的周放生,认为事隔二十年多年后,目前一些地方国企的亏损面,又达到了当年三年脱困时期的水平。他说:“当然这和产能过剩有关,固然当年也有产能过剩的情况,只是不同状态的产能过剩,加上国企体制机制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比如2004年国企改制这一项改革,从郎顾之争后便陷入停滞状态,导致现在的大面积亏损。”

  刘刚2001年-2003年间专门针对天津300多家国企集团的调研结果显示,当时包括飞鸽集团、纺织集团、汽车集团、一轻集团等在内的地方国企,均符合改革条件,例如可以通过混改的方式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当时做出这一判断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这些企业都属于竞争性产业,通过改革可以把当时企业的技术优势转化市场的竞争优势;二是企业治理机制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是长期困扰天津经济发展的问题。刘刚说:“现在这一次混改,一定程度上,是在补上一轮混改的功课。”以已经连续三年推动混改的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为例,由于其处于竞争性产业中,改革面临着现实挑战。企业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关键已经不是技术,而是本地的市场优势。能否保住当地和周边市场优势,保证未来投资收益,是能否吸引战略投资者投资的关键因素。

  不过,刘刚的改革建言并未得以落实。他说:“现在这一次混改,一定程度上,是在补上一轮混改的功课。”以已经连续三年推动混改的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为例,由于其处于竞争性产业中,改革面临着现实挑战,假如日后吸引进来的战略投资者能有垄断渠道,或者垄断市场,保证收益,这样战投进来的成功概率会更高。

  虽然错过,不代表如今没有机会。周放生表示,对比20年前的状况,天津现在除了个别公益性企业,其他几乎都是亏损企业。他说:“好在从目前情况看,对比各个地方出台的国企改革政策,天津市的改革力度是见过最大的,天津只要按照这个思路做下去,坚定不移,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再过几年,经济结构不良的情况,以及国企严重亏损的情况将得到改观。”

  近两年来,曾多次前往天津地方国企调研的周放生认为:“从改革的角度说,我看好天津。”

  上述国资人士认为,地方国企混改,不是一混就灵。从目前面上的情况看,可以说是“喜忧掺半”。

  他以一家地方国企为例,表示该国企引入非公资本后,国企自己想做一些长期项目,但是非公方不同意,双方产生了争执,非公方提出的意见是,首先要把借银行的款项还清,盈利之后,解决融资成本的问题后,再考虑后续发展。

  该国资人士说:“我们还看到一些案例,比如非公方进来后,拿到国有企业资产后,在非公控股的情况下,直接该卖的卖,该变现的变现,最后剩下一个空壳,又扔到了地方,使得地方国企再次成为地方的负担。”

  不止于混,更重要的是改。混改不说万能的灵丹妙药,未来每个企业应该根据实际改革情况来选择路径,混改更多是一种工具,不是说每一家企业都必须要走这条路。刘刚亦认为,混改只是推动国有企业发展和市场环境优化的手段之一。

  在吴彬看来,已经选择混改路径的天津地方国企,正在打开新的局面。他说:“从我的亲身经历看,人的改革思想最重要,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企业愿意改革,后来在推动过程中,不断灌输,不断沟通,企业改革的愿望,可以说被调动起来了。”

  包括天津在内的地方国企混改,正在聚焦相关部门的目光。按照2020年初的计划,如果没有疫情,相关部门不排除会去包括天津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一轮混改调研。

  对于下一步的地方混改,周放生提醒道,需要注意审计评估阶段的一些问题,例如国企转让评估的价格是否高于真正的市场价值等。

  他说:“现在国企改革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谁都怕戴流失的帽子,我当年在脱困办过一个案例,有一家企业被调查说国资流失,后来我再去调查,发现改制规范,并无问题。”

  为了应对混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天津地方国企的混改项目,均由天津市国资运营平台公司来协助操作完成。

  吴彬所处的平台公司便是负责此轮部分混改项目的企业之一,按照天津市国资委的定位,他所在的津智资本,主要负责智能制造方向的企业,帮助天津优化智能制造的国有经济布局。

  在吴彬看来,推进企业混改终究是个系统工程,工作任务异常艰巨,推动过程也非常艰辛。

  吴彬说:“现在推进混改进程挺难,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众多,在短时间内解决历史上的所有问题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有各个综合部门的配合,有些历史问题解决还比较顺利的,比如说在房地产方面资产剥离时,在规自局(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等部门的协助下解决了大量历史难题,使得混改进程提速很快,现在审计评估等环节已经接近尾声。现在正处于专家评审阶段,在做评估备案,资产已经全部梳理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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